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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汇占款下降与否影响的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，即影响的是基础货币，而降准影响的是货币乘数，后者仅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负债端的结构，将一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转变为超额存款准备金，并不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。货币总量是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决定的。虽然基础货币少了，通过提高货币乘数也有助于增加货币供应量，但前提是，要以降准来提高货币乘数必须通过商业银行的行为，即商业银行要加大贷款力度才能提高货币乘数。如果商业银行不贷款，只是让钱趴在央行账户上，体现为超额准备金增加，那么这并不会提高货币乘数。这也是过去几年欧美央行面临的问题。

事实上，当下助贷业务已经成为多数网贷平台转型的优先选择。此前6月17日，信而富官微披露，由于近期的监管变动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市场不确定性，公司正在停止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，向新的助贷业务模式转型。不过，助贷之说虽由来已久，但金融市场对此项业务并未有清晰定义。10月11日，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推出的《助贷业务创新与监管研究报告》首次对助贷业务进行定义。其中提到，从广义上讲，助贷是资金方和第三方中介机构（即助贷机构）为目标客户提供贷款服务的合作方式。狭义的助贷就是有一定专业技术能力的助贷机构与持牌金融机构、类金融机构等资金方，通过商务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，由助贷机构提供获客、初筛等必要贷前服务，由资金方完成授信审查、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后发放百分之百的放贷资金，从而使得借贷客户获得贷款服务的合作方式。

另一方面，从布局上来看，这些新晋千亿房企在热度高的三四线城市上聚焦明显。“2018年很多企业进入千亿主要是三四线战场在发力，2019年三四线城市的存量会比较大，如果房企继续着重于三四线城市，规模增速或会放缓，发展后劲可能不足。”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向经济观察报表示。这意味着，在进入千亿阵列之后，这些房企要重新踩准市场节奏，预判布局重心。

至案发时，该公司已发展会员总数约7.6万人且会员达三层及以上，涉及山东、广东、内蒙古等多个省份，“联盟票”价格已升至50余元，王某刚、王某荣、杜某峰、尹某芝、全某利参与组织、领导传销吸收资金金额2.8亿余元。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王某刚等5人，以发行数字货币为名，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，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，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及购买“联盟票”的数额作为提成依据，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，骗取财物，扰乱经济秩序，其行为已构成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相关条款规定，依法做出上述判决。

更糟糕的是，印度计划建造的第二艘维克兰特级航母“维沙尔”号（排水量65000吨），由于未得到政府的重视，截至目前，计划还只是一个梦想。一名印度“消息人士”说：“建造‘维沙尔’号的计划一直在原地转圈。在完成三项详细的研究之后，国防部组成了一个三人专家委员会来审查该提议，但是这个委员会从来没有真正推进这些工作。”

农商行中，有2家拟设立理财子公司，分别为广州农商银行、顺德农商银行。理财业务规模与营收压力在大资管转型的当下，银行理财业务面临不小的压力。根据《2018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》，非保本理财连续两年规模下降。截至 2018 年底，全国共有403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存续的非保本理财产品，理财产品4.8万只，存续余额22.04万亿元，比上一年的22.17万亿元减少0.13万亿元。从上市银行看，银行理财业务收入降幅也较大。